李建平：论《资本论》的三大理论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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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论《资本论》的三大理论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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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了《资本论》的三大理论贡献：一是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二是《资本论》的辩证法既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理论；三是作为“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的《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理论。这三大理论贡献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全文字数 | 约11100字

关于《资本论》的巨大理论贡献，前人多有精辟论述。笔者基于四十年的《资本论》研究体会，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发，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

由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总体上说是不科学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无法区分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把两者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明确把两者做了划分，从而大大超越了古典学派，完成了劳动价值理论的伟大革命。

（一）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劳动价值理论的涵义

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其特点就是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定，一些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象掉了，特别是资本，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因此这一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可以适用于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时代。因为它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所以不可以用它来直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但它是马克思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评价大卫·李嘉图时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这一段话用来评价马克思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也是完全适用的。

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呢？笔者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它概括为五个理论，即商品理论、劳动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拜物教理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具体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至第三卷的第七篇中，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理论、生息资本和利息理论、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等。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舍象掉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视野之中，资本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二是贴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一开头所指出的：“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马克思在1860年9月的一封信中指出：“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资本》——引者）……这决不是由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也比较具体。”马克思把《资本论》的出版看成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主要是指具体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

笔者认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就应该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劳动价值理论划分为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并包括其各自的基本内容。两者的关系是：抽象形态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具体形态是抽象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共同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有机整体。

（二）劳动价值理论两种形态提出的依据

一是这一划分符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历了从产生、不发展到发展的过程，笔者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发展阶段称为初级阶段，把比较发展的阶段称为高级阶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资本”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复杂因素都暂时撇开了，这一“纯粹形态”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初级阶段大体相适应的。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开始，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角，与资本有关的各种复杂因素也依次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野，这一复杂状态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大体相适应的。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讲到这一点，如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生产价格时指出：“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二是这一划分是马克思总结古典经济学派理论上失误的教训的结果。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由于时代、阶级和理论上的局限，他们未能把正确的理论贯彻到底，最终陷入理论困境，使学派走向解体。以大卫·李嘉图为例，马克思指出：“怎样单纯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得出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这一点对李嘉图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因为李嘉图不是从价值规定本身出发来阐述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而是承认那些与劳动时间无关的影响决定‘价值’本身——并且有时使价值规律失效，所以他的反对者如马尔萨斯之流就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他的全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不再适用于‘文明’时代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失误在于用抽象的价值规定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跳过许多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没有分两步走，就想毕其功于一役，把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搅和在一起，最终没办法走出困境。

三是这一划分体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早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有两种可供选择：一种是从实在和具体即从现实的前提，如人口、民族、国家等分析开始，另一种是从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价值、货币等分析开始。马克思认为，第一种方法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二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以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为基础和出发点，在第一卷第二篇至第三卷各篇章中，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逐步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解体的若干难题，揭开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变革。

（三）抽象和具体的劳动价值理论两种形态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要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某知名经济学家曾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条件、理解和推论，应当只是一个说明简单实物交换比例决定的法则。如果马克思对这个原理的运用到此为止，或者，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属性及其作用范围的理解，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那是没有异议的。然而如果越出了马克思（以及古典派）建立劳动价值论时所设定的条件，这个理论本身以及它对其他领域的现象仍然保有说服力，这还没有得到证明，或者说还需要加以证明。”该先生把《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后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完全割裂开来了，把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完全割裂开来，并对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规律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马克思说得好：“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以市场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为例，“如果我们不以价值规定为基础，那么，平均利润，从而费用价格（指生产价格——引者），就都成了纯粹想象的、没有依据的东西”。该先生认为马克思不应该越出价值规定的范围去分析其他领域的现象，实际上等于取消了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科学。

其次，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要十分谨严。笔者认为，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过于轻率，而应十分严肃、谨慎。这是因为以下几点。第一，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恩格斯曾说马克思之所以有时会拖延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主要原因一直是……过于谨严”。这种对待科学的“谨严”态度，是我们今天在深化劳动价值理论时应该学习和采取的。第二，这一部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式，因此，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其他存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它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不会随着某些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就像150年前人类的细胞同现代人的细胞不会有多大区别一样。第三，这一部分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如果基础发生动摇，整个大厦就有倾覆的危险。150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攻击抽象的价值规定，秘密就在这里。

最后，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理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马克思研究“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如劳动力商品、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资本积累、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再生产、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与价值规定是不相符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指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马克思收集了大量英国和其他国家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和现实的材料，以劳动价值理论抽象形态的基本原理为基础，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进行了多年的深入研究，终于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派未能解决的难题，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装。今天，《资本论》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以便对当代经济生活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我们要以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理论具体形态的新变化、新形式、新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新规律，努力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二、既是方法又是理论的辩证法

（一）辩证法是《资本论》的主要方法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对《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方法发表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评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是很差的。但是，俄国经济学家考夫曼的评论却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指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早在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恩格斯就已在书评中指出：“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指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二）辩证法又是一种理论

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第一稿时曾致函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加工整理政治经济学的材料在方法上帮了很大的忙，并透露以后如有时间，会“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这里所讲的“阐述一番”，实际上就是要把黑格尔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其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是“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这里所讲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就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受马克思的影响，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辩证法。他在写于1879年的《辩证法》一文手稿中，提出要“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列宁在写于1914年11月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的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进行阐述，明确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

（三）作为《资本论》方法和理论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

第一，《资本论》方法是一个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辩证法体系。《资本论》方法不能简单概括为一种方法（如所谓科学抽象法）或几种方法，它是一个严密的方法体系，包括以下四个层次。一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在专论《资本论》方法的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明确指出，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论述，“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二是由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作为主体的辩证方法。恩格斯认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后者主要指辩证逻辑和认识论。这一层次的辩证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它既包含客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远远不止现行哲学教科书上所列举的那些范畴），也包含主观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的一致等。三是形式逻辑和数学方法。《资本论》是从动态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主要运用的是体现发展和联系的辩证法，但这不排除在《资本论》叙述过程中也要遵守一定的思维规则，应用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他曾说过，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重视定性分析，也注重定量分析，并运用了各种数学方法，如模型法、图表法、公式法等，还进行了大量的数学计算。四是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把它们“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如《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抽象法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中经常采用的理想化方法，此外还有细胞分析方法，等等。

第二，《资本论》中的辩证法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在谈及黑格尔时，有一段令人动容的叙述：“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资本论》辩证法除了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外，也从欧洲二千多年的哲学发展中汲取了许多滋养。

第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应用和发展。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在《巴黎手稿》、《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但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彻底否定不同，马克思也肯定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的合理东西。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把批判改造过的黑格尔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既成就了马克思，也成就了黑格尔。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

第四，马克思论辩证法的精髓和本质。马克思用三句话作了精辟的概括：“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真正的彻底的辩证法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它“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列宁关于《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价值有三个重要观点。

一是只有掌握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读懂弄通《资本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列宁称这段话是“要义”，末尾还加了两个感叹号。但是人们在引用这段话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往往把后一句话给省略掉了！笔者这里还是尊重列宁的原文，不再删减。

二是要充分利用《资本论》的辩证法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对《资本论》辩证法全部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要汲取，还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

三是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应该深入研究《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922年列宁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3期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一重要文章，强调“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列宁写这篇文章后不到两年就逝世了，所以该文也被称为列宁的哲学遗嘱。

习近平同志在2019年的一次关于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学习《资本论》辩证法，对我们今天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作为“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的《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理论

（一）马克思谈《资本论》结构的非凡成就

《资本论》的结构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种理解是《资本论》由哪些部分组成，如《资本论》第一卷由序、跋和七篇二十五章组成，每一章又由若干节组成，关于每个篇、章、节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一般读者是不会去深究的，认为那只是形式问题，只要懂得内容就可以了，这样理解的结构可称外在的结构或无机的结构。另一种理解则是把《资本论》看作是由各个部分按一定的方法组成的有机整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环环相扣、紧密相连，浑然天成。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追求的就是这后一种结构，可称之为内在结构、有机结构。

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致函恩格斯：“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半年之后，马克思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告诉恩格斯：“我亲爱的，你明白，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容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

（二）《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

一是组成《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一系列范畴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前一个范畴合乎逻辑地推出后一个范畴，而不是机械排列、无章法可循。

二是逻辑起点和终点之间通过众多的中介联系起来，它们环环相扣，构成一个不可分割、错综复杂、精美绝伦的“艺术的整体”，令人叹为观止！

三是这个“艺术的整体”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联系和区别时，有这样一段话：“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也就是说，被整合到《资本论》里的本来是无生命的材料，但好像突然有了灵气一样，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它们自主而又自由地活动起来，相互联系，有序结合，结果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如康德所描述的“先验的结构”。

四是《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构建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虽然在构建《资本论》的有机结构体系时，逻辑的方式是唯一运用的方式，但它并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与黑格尔构建其唯心主义体系不同，马克思所构建的《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完全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

（三）马克思如何构建《资本论》的有机结构体系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撰写两卷本《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到1847年出版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再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资本论》第一、二、三稿，马克思一方面在探索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理论的最佳表达形式，努力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两方面马克思都已“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论述，已勾勒出构建《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基本路径。

首先，“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马克思创作《资本论》过程中占有材料之多之广之专和历时之长，令人惊叹！

其次，“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但却是研究的必经阶段。

再次，选择合适的逻辑起点———商品。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它是一个“经济具体物”，具有客观实在性；体现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历史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它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它作为逻辑起点同商品生产的起点相一致；它是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资本运动的终点。

最后，融合应用独特的叙述方法，如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否定之否定即螺旋式发展等。

（四）国内外学术界对《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研究

国外国内已出版了多部关于《资本论》结构的著作和不少论文，但大多是研究《资本论》的外在结构，与其说是结构的分析，不如说是内容的进一步解读。国内最早研究《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的是复旦大学的张薰华教授，他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7期发表了《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应用》一文，正确地指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采用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方法是从观念的东西出发，是唯心的辩证法。《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则是以唯物的研究方法为基础，是唯物的辩证方法。”他认为，对《资本论》的叙述方法，似可用类似的圆圈的圆圈表示出来。“在研究《资本论》的时候，掌握这种圆圈的方法，使我们能掌握事物的有机体系，弄清它的主要脉络。”今天重温这篇四十年前的文章，不能不佩服张教授的真知灼见！

在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月刊》还发表了笔者和另一位学者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结构的争论文章。在笔者看来，该章结构的“奥秘就在于马克思在这一章‘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即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应用……整个货币职能的发展是一个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行，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我认为，掌握马克思的辩证法，对扑朔迷离的第三章的结构就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理解。”

笔者关于《资本论》第一卷有机结构体系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中，该书再版时更名为《〈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

（五）研究《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理论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启示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他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他在这个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了大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追求。《资本论》有机结构体系不仅是德国科学的光辉成就，也是全人类科学的光辉成就，是后人很难企及的经典样本，并且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标。

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学习、改造、借鉴中外前人所创造的经济学研究的一切成果，从中吸取有益的滋养，为我所用。

其次，对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丰富实践所创造的经济学新观点、新理论、新规律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取其精华，弃其不科学的成分。

再次，努力提炼具有科学性、基础性、时代性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若干规律。

复次，探寻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各种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按抽象上升为具体、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实现辩证转化和发展。在这里笔者不主张急于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至少在目前来说，这是徒劳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建立在中国丰富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的、概念明晰、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相对完整，但又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科学体系，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作者：李建平，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理事）

注：本文刊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年第1期）。文章经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统一注明出处人大政治经济学论坛 及作者。

编辑：何佳妮

审核：李   琼，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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